美術學系博士班博士生 沈克諭
（本文收錄於《藝游誌》電子報第56期）
在去年底（2023）的訪臺系列講座中，許煜教授以〈愛慾與技術：致祕法學家斯蒂格勒〉，此一致敬、並延續其導師斯蒂格勒的論題作為開場。他提及在2009年時於倫敦金匠學院的課程，斯蒂格勒於課程開場時的致詞：「若是我成功，那麼我們將會在這次課程後一同『個體化』（individuate）。」
「個體化」，這個借自西蒙東、也同樣於前年（2022）「不相容的思想」系列講座中被反覆討論的概念，在斯蒂格勒的討論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特別是在他對於教育的思考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於斯蒂格勒而言，「存在」（to be）就是個體化，而非純粹的流變（pure becoming）；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危機，恰好便是個人「去個體化」（disindividuating）的危機——如同尼采曾描述的畜群（herd）、或是海德格所說的「沉淪」（Verfallen）。18世紀以降的西方社會通過了一連串的革命擺脫了階層社會，最終迎來了現代的個體主體（individual subjects），卻也同時帶來了新的存在危機——「畜群存有」（Being-a-herd）。畜群指的是社會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平庸群眾，他們雖然取得了新的社會地位，卻尚未具有相應的獨立行為能力。康德的〈何謂啟蒙〉，以及尼采於《善惡的彼端》中討論的「畜群道德」（herd morality），便是兩種不同取徑的、對於此問題的回應：前者嘗試「啟蒙」大眾，使他們獨立使用理性來擺脫自我的不成熟狀態；後者則是描述將善與貴族對立起來，並將平均化（averaging）——也意味著一種沉淪——視為民主的一種形式。對許煜而言，現代的個人主義其實並未如想像中的自由。他提及人們時常將黑格爾所言的「Willkür」——也就是任性（arbitrariness）——誤認成自由，然而隨著劇烈的技術加速，以及20世紀的各類社會／政治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在此誤認之下，事實上形成了同樣易於操弄的高同質性主體，也就是流變畜群（the becoming-herd）。
對斯蒂格勒來說，個體化恰好與這種個人主義相對，甚至是一種挑戰——對於前述沉淪的一次「飛躍」的嘗試。如同在前年講座的第一講〈斯蒂格勒與後歐洲哲學〉中所討論的，驅力（drive）主導了當代的力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導致了欲望（desire）的丟失。斯蒂格勒對於欲望／驅力的這組區分、以及力比多經濟的說法自然來自佛洛伊德，但許煜指出，他也同時通過哲學的傳統，亦即柏拉圖與胡塞爾來構建這組二元（binary）。許煜回到了斯蒂格勒早期的一篇文章〈波瑟芬妮、伊底帕斯與艾比米修斯〉（Persephone, Oedipus and Epimetheus），在這篇文章中，斯蒂格勒通過重新討論《美諾篇》（Meno），指出後來在胡塞爾的《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中討論的，關於意識的本質性（eideticity）問題。
許煜從《美諾篇》的著名「aporia」（死胡同、困局）談起：美諾挑戰蘇格拉底，倘若蘇格拉底知道美德是什麼，那麽他根本不需要花力氣去尋找它；而如果蘇格拉底不知道美德是什麼，那麼即使碰到了美德，也沒有能力認出它。蘇格拉底便以著名的「回憶說」作為回應：我曾經知道，但在輪迴的過程中「忘記」了，一旦我碰到了美德、「回憶」起來，我就知道了。為了取信美諾，蘇格拉底接著找來一個不識字的年輕奴隸，通過引導，在沙地上作畫進而解開了幾何問題。斯蒂格勒通過這個aporia，進一步討論美德的本質問題：一個單一的、普遍的美德是不存在的，只有特定的（particular）美德存在，但如果沒有對那（單一、普遍的）美德的追尋——一種非現實性（irreality）的追尋，那麼自然也不會有特定的美德存在。在這裡，許煜指出了欲望的客體（也就是前述的「美德」）的矛盾狀態：我們總是在欲求著一個非現實的存在，然而若是駁斥這種欲求（因為它總是矛盾的），那麼真實／特定的客體也就無法出現——因為我們不再追尋。而追尋正好意味著尚未尋得，換句話說，還未「得到」，因此欲望的邏輯並非是消耗／消費，而是投資（investment）——持續地追尋、或以蘇格拉底的說法，「回憶」。
在《費德魯斯篇》（Phaedrus）中，柏拉圖提到了一種「神聖的瘋狂」，也就是「愛慾」（Eros）。在柏拉圖的形式論中，比起事物的世界的短暫與變化，形式更具優位性與超越性，人們唯有通過神聖的瘋狂／愛慾，才能使靈魂向形式世界提升。而斯蒂格勒的推進，正在於指出這個過程需要技術的支撐。在此，他區分了構思ideation（構思）跟idealization（理想化）。許煜同樣以《美諾篇》為例，說明當年輕奴隸被引導著解決幾何問題時，他一方面能夠構思，但他要能真正解決幾何問題的關鍵，正是在於他能夠在沙上畫出幾何圖形並進行推導——也就是通過idealization，藉由技術將所構思的過程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我們得以構思問題。但無論如何精細、如何精準，idealization卻永遠不等於ideation——以幾何來說便是「公理」（axiom）。許煜以「點」作為例子，指出當我們在任何一種媒材上製造出一個點時，它就已經不是點，因為它已經在一個平面上占據了一塊位置，從而成為了面、成為了二維的存在。但是如果不透過idealization、不通過技術的外部化，我們又要如何掌握、或想像一個點呢？換句話說，儘管idealization、或藉由特定技術的外部化形式並不能等同於理想中的客體，但恰恰是通過前者，我們才得以構思、想像、嘗試掌握那些似乎（還）不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拿不出來的東西。
通過討論斯蒂格勒對於《美諾篇》跟《費德魯斯篇》閱讀，技術的維度被加入了思想的討論之中，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之下，ideation跟idealization、或者說愛慾與技術這組二元被構建起來，成為了重新思考的起點。換言之，技術不再是、或不再直接等同於沉淪（儘管劇烈的科技加速似乎加劇了此一現象）；技術被斯蒂格勒認為是藥學性的（phármakon）——這個由其導師德希達所引介的概念，旨在指出寫作的藥毒同源性格——因此是沉淪與提升的結合。在此，與斯蒂格勒加入的新維度一同，許煜重回了「提升」、此一原屬於柏拉圖形式論的論題：在當代，何謂提升？
許煜再次回到〈波瑟芬妮、伊底帕斯與艾比米修斯〉這篇文章，但此次將眼光放到了波瑟芬妮上。波瑟芬妮是冥界之王黑帝斯的妻子，也是豐收與農業女神狄蜜特（Demeter）之女。在波瑟芬妮被黑帝斯擄走後，狄蜜特悲痛欲絕，莊稼枯死並爆發了饑荒，這造成眾神無法再收到來自人們的供品。為此宙斯下令讓黑帝斯把波瑟芬妮還給狄蜜特，但由於波瑟芬妮已被黑帝斯誘騙吃下石榴籽，因此她每年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的時間能夠待在人間。在眾多不同的神話版本中，農耕技術或由波瑟芬妮、或由狄蜜特傳給人類，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收成與播種的技術是在波瑟芬妮被黑帝斯擄走之後才出現的。通過這個故事，我們不難發現斯蒂格勒在篇名中將波瑟芬妮與艾比米修斯並列的原因：這些神話都訴說了一個由原初的缺失或過錯而帶來的技術，這些缺失因而是「必要的」（Le défaut qui faut）。
除了農耕技術之外，波瑟芬妮身為冥界之后同時也具有將墜入冥間的靈魂升至太陽的責任。靈魂的「提升」（冥界之后）與四季的規律（狄蜜特之女）一同，同樣呼應了「回憶」。但斯蒂格勒指出，這種「提升」不僅僅是規律，還是一種「從冥界向眾神的破土昇出」。許煜認為，儘管後來斯蒂格勒就再也沒有以波瑟芬妮的神話作為主題，但「提升」的論題卻一直在不同的面向上被討論，一如之前提及的個體化。與西蒙東將去個體化視為個體化過程中的一個「必要階段」不同，斯蒂格勒將去個體化視為「失去個體化的能力」，因此是一種沉淪，為此，需要尋找「提升」的路徑。
在此基礎上，許煜進一步通過波瑟芬妮的神話，來表達斯蒂格勒理論的「祕法」性格。他通過《會飲篇》中蘇格拉底或曾經歷過的下乘秘儀（Lesser Mysteries），指出「提升」是一種認識與理解形式的提升，不僅僅是靈魂昇華或季節規律，更是一種自身的轉化。在斯蒂格勒未經編輯的手稿當中，許煜曾閱讀到關於「藝術祕法」的部份，在當代，藝術具有的藥理特性使人感到「驚訝」（surprendre），而這正是一種提升，使主體脫離其原先所處之畜群。這種非一般、超凡的經驗使得主體轉化——當然也有可能變得癲狂與失去理智。一如前述，藝術的特殊（particular）表現自然不是普遍的，但若是不通過特殊的、外部化的、idealization的呈現，我們也無法想像、掌握、把持那尚不在這世界上的欲望的客體。
至此，許煜來到演講的最後段落。他指出，談論祕法的危險之處在於我們很難將其與神祕學化、邪教或new age（新時代宗教）做出區別，而斯蒂格勒正是通過將神祕難解的、難以發掘的事物，通過技術的維度理論化。許煜指出，斯蒂格勒的個體化，是一個通過技術所支撐出的創造性時刻，而藝術如同《美諾篇》中的沙畫，在體驗藝術的過程中，回憶方才可能，也才能通過提供「驚訝」來形成一個新的個體化回路（circuit），暫時提升、並脫離普通化與畜群。如同斯蒂格勒所呼籲的「我們必須成為貴族」——對庸俗與沉淪進行抵抗，並尋找提升、也就是個體化的路徑，一如許煜在這場講座中試圖提供的。